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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6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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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档圈仁宝顺其,遮盖住暴躁如雷钟欣桐。

  

  《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

  作者:黄克武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6年4月

  

  

  

  近代中国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所谓开一代风气者有三人: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这三人中,梁启超是承上启下的人物,在19世纪末,他的影响迅速上升,与曾国藩的淡出相伴随。

 

 

  黄克武认为,贺麟“作为一个本来信仰黑格尔思想的绝对唯心论者,可能对于思想观念所能发挥的力量抱有很乐观的信念”。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四天后,国民党中执委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政治会议,蔡元培和蒋梦麟提出议案,建议国民政府对梁予以褒奖和抚恤,遭到胡汉民、孔祥熙两位的反对,在他们看来,梁在学术上或有所贡献,但政治上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主持会议的蒋介石,也担心“党员与民众”的反对而撤销了提案。

 

  顷刻兴亡过手。

 

  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蒋介石在重庆却突然想起已谢世十三年的梁启超。8月25日,他第一次仔细阅读梁的著作,一个月后,下令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褒扬梁“毕生尽瘁学术,贡献极大”。

 

  某种程度上,梁启超的人生际遇与世人品评,不啻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中国思潮变迁与人事代谢的种种景象,而台湾学者黄克武的《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对这种景象的描摹,以梁启超为中心,兼及思想史上其他人物与思潮,反思尤有启迪。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在学者罗志田看来,近代中国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所谓开一代风气者有三人: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其中,梁启超是承上启下的人物。19世纪末,他的影响迅速上升,与曾国藩的淡出相伴随。到20世纪初,声名如日中天,同时代人里,年长的黄遵宪说当时中国四五十家报纸,无一不是拾梁启超的牙慧,严复说他的文章“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年轻的孙宝瑄更夸张,慨叹“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所以更年轻的胡适一代说“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并非虚言。

 

  黄克武以梁氏《新民说》中体现的调适思想为对象的研究,本就是其代表著作之一。而本书中,他用以分析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篇幅,亦超过三分之一。

 

  作为近代思潮核心人物之一的梁启超,一方面因其对时代脉搏超越常人的感知力,故一度成为“时代的声音”,但另一方面,他提倡“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斗争,思想多歧,在世时就难免给人留下“貌似肤浅”的观感。而在黄克武看来,梁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后一致地,奠基于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多变的底层仍表现出不变之处”。黄克武将这种不变的思想底色,总结为梁氏思想的九个特点,强调其中“明显地追求一种植根于传统的群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重视精神生活与宗教价值”,“保守渐进的观念与尊重历史传统的精神”,“在知识上不追求体系的调和主张”等等,“从我们今天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黄克武治思想史的专长之一,就是不为世风所移,专注于经典文本的解读,对梁氏的言论,既顾及较长时间里同类观念的关联衍化,又侧重特定时间里文本的深描。每一次新的解读,都在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自专研《新民说》起,黄克武治思想史最重要的方法论特点,就是以“转化类型的思想倾向”(transformative approach)和“调适类型的思想倾向”(accommodative approach)这一对韦伯意义上相互对照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为概念工具。

 

  在黄克武看来,“转化类型的思想家往往追求绝对完美的理想,具有乌托邦精神,而且主张运用有效的方法立即实现理想;调适类型的思想家则追求较平实的目标,或强调阶段性、等级性的成就,他们对于现实多带有妥协的精神,在方法运用上多采局部的改良方案”。以这一对理想类型看中国思想传统,可发现中国意识的传统倾向于“转化”类型,而制度传统则倾向于“调适”类型。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大势,是从宋明理学以“转化”思想为主流,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转化”、“调适”并重的经世思想倾向,结合意识传统与制度传统,转变为以康梁思想、五四运动、新儒家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代表的“转化”类型一枝独秀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黄克武又以钱穆所谓中国政治改革思想史上的“经术派”和“史学派”来比拟上述两种理想类型,认为前者偏理想,在政治上主张彻底改革;后者偏现实,在政治上主张逐步改良。作为概念工具,两者对照,与赛亚·伯林“刺猬与狐狸”的比喻,墨子刻所谓中国历代政治改革思想中“激烈论”(Radicalism)与“温和实在论”(Moderate Realism)的对立,特别是西方民主思想史上高调的卢梭主义和低调的弥尔(即穆勒)主义之区别异曲同工。不具备贯通中西的见识,很难作出这样的类比。

 

  黄的结论,建筑在其对近代中国“公私观念”、“民主观念”和“自由主义”三个范畴流变的分析上。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思潮变迁过程中,高调的、激烈的、主张“转化”的卢梭主义独大,低调的、温和的、主张“调适”的弥尔主义被主流抛弃,与中国知识界对人性与知识的看法密切相关。西方的调和思想奠基于悲观主义的人性论与知识论之上,即学者张灏的“幽暗意识”和墨子刻的“悲观主义认识论”和“怀疑主义思想传统”;而近代中国主流的思想体系却奠基于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和知识论之上,使得“民主”、“自由”这类原本根植于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的概念,在近代中国具有了乌托邦色彩,成为时人心目中完美的理想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乌托邦色彩使近代中国的卢梭主义与激进革命论一拍即合,造成余英时所谓20世纪中国“激进化”的历史进程。

 

  南渡饱看新世局 北归难觅旧巢痕

 

  从大陆读者的角度出发,书的末篇《蒋介石与贺麟》,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方面,在本书专门篇章述及的学者中,贺麟是唯一一位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三民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进而在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者;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也是书中唯一体现作者对于1949年革故鼎新之际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与行动抉择之思考的文本。

 

  抗战中,身处后方的“醉心个人自由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中,贺麟是少有的受到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本人器重的学人之一。档案显示,40年代初,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讲学、见面者,只有冯友兰和贺麟两人,嗣后蒋还拨专款赞助贺麟提议成立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1945年,陈立夫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教授,西南联大的7人中,贺麟亦列名其间(另6人: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华罗庚、姚从吾)。到了1948年底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蒋介石指令傅作义“抢救”的62名在北平学者中,贺麟亦在其列,并被列为优先抢救的对象。

 

  在黄克武看来,贺麟在40年代受到器重,与他个人哲学上的企图,也就是“引介鲁一士思想来打击胡适所代表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呼应蒋介石的效忠主义、抗战建国的想法直接相关”,用日后贺麟自己的话说,就是“以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

 

  而贺麟一生最让人费解的是,为何曾与旧政权有密切关系的他在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且很快与以前的各种理念决裂?除了坊间论著都涉及的时势的根本转移,知识分子理念的转变等外在原因外,黄克武也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他不认同谢泳所谓“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立”的观点(这其实又暗扣了前文所谓“经术派”与“史学派”对立之说),时时彩后四做号工具:而是认为,贺麟“作为一个本来信仰黑格尔思想的绝对唯心论者,可能对于思想观念所能发挥的力量抱有很乐观的信念……换言之,唯心与唯物,拥蒋与拥毛虽然看起来像两个极端,但以哲学来为政治服务的基调却是完全一致的”。

 

  无论认同与否,都应该说,黄克武的思考,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

 

  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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